（一）自然资源条款中的权属规定 《宪法》设定的自然资源权属规定是相当明确的，即非私有，要么国有、要么集体所有。

美国人视这部宪法为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的合众国法律。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是理性自私的。

改变人类天性同抵挡私欲之急流一样不易。何处存在做坏事的利益和权力，一般就会做出坏事来，在这方面，一个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决不会比一位强有力的自私君主心肠稍软些。分权中有制衡，通过制衡来防范权力的滥用。……他在考察了古代一些城邦共和国的盛衰兴亡后，发现那些实行直接民主的共和国经常徘徊于极端专制和极端无政府状态之间，这是共和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教训。战后汉密尔顿成为一位在纽约开业的律师，制宪时期他又是主张建立一个坚强有效的全国政府的联邦党人。

联邦党人最为关心的政治难题，不是要使美国对民主安全无害，而是要使民主对美国安全无害。我觉得，欲探知美国宪法这部各国成典宪法之祖的根据和真义，最好的办法仍是研读美国政治理论的经典杰作——《联邦党人文集》。[4]周刚志教授提出了财政宪法释义学的概念，并将合宪性推定与合宪性解释作为其基础和路径。

来源：《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换言之，唯有自给自足，方能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另一方面，在财政分权的弊端充分显现，或者分权限度超过中央政府的容忍范围之外，又采取逐步收紧财政权限。  三、纵向与横向分权之于财政分权的关系 在宪法规范和宪法学理论中，分权不仅包括了中央与地方在纵向上的权力划分，也同时包括了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横向权力分工：一般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种典型权力型态。

与此同时，虽然地方政府俨然成为独立利益主体，并在诸多层面上展开与中央政府的财政博弈，但是由于力量悬殊和分化不可能构成对于单一制国家机构的实质冲击。是否有可能在宪法规范所确定的框架内，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改革作出合宪性解释。

[26]这说明，作为地方主要税收来源的企业，可以通过地方化的司法获得不正当的庇护，从而保证了地方财政。而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亦必须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法国虽然实行一定程度的财政分权，但是中央政府具有完全的主动权：法国地方财政支出的半数来自中央拨款，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十分有限。虽然从规范和实践情况的角度，财政分权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未形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制度化。

[26]王旭：《遏制司法地方化倾向》，《红旗文稿》2001年第19期。或许经验性的归纳，可以验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二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对目前财政分权的实践观察，其影响并未溢出宪法所确定的国家机构框架，在手段—影响的层面具有合宪性。[2]在此语境下，观察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制度沿革的历史，可以尤为鲜明地体现上述矛盾：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财政包干与放权让利，抑或是上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甚至是现今推行的财政省直管县等改革举措，均非以宪法为最终依据，甚至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宪法的成规。

与此对应，作为地方政府分支的横向分权体系，虽然在结构上临摹了中央体制，但是由于利益的分殊，实际上成为地方财政分权的利益维护者。[12]张千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中国经验、问题与出路》，《政法论坛》2011年第9期。

这要求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进行制度化规制，并最终导向公民权利的实现。因此建政之后的阶段性政策均为该规律所支配，在分权与集权之间不断徘徊：放权让利（1956年）-大规模下放（1970年）-财政分灶吃饭（1980年）-财政大包干（1988年）-分税制改革（1994年）-积极财政政策（1998）。

现有的绩效评价体制和官员升迁模式，又促使地方政府尽量迎合中央政府的要求。再次，实行财权与事权的严格匹配，扭转目前收支倒挂的困境，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因此任务—手段的层面上，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试验具有合乎宪法目的性的要素，因而获得了初始上的正当性。这不仅包括了区域性的经济繁荣，也涵盖了地域性的制度创新。[15] 财政分权也必然驱动区域性的行政体制创新，促进了地方民主和公共参与的发展。其中逻辑关系是非常简单直接的：决定一个社会公民是够有参政的热情和要求，主要不是公民的受教育程度，而是经济利益。

但是，鉴于宪法任务的长远性和根本性，因此制度化的机制是必不可少的。[8]因此，政绩考核及官员升迁实际上成为促使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要动力，而财政分权事实上为其施政提供了物质保证和制度基础，也使得政绩考核更加简便易行。

[23]王世涛：《论单一制中国的财政联邦制——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视角》，《北方法学》2010年第5期。对中央地方财政分权进行合宪性检视的首要步骤，应该集中在其与国家任务的关系方面。

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和知情权，使公民有机会参与并受惠于财政体制——毕竟，公民权利保证和落实是财政分权的前提和目标。其次，通过建立系列配套制度为现代公共财政提供了制度基础，包括了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体制、税收管理体制、改进预算编制等。

[12] 因此根本问题可以归结为中央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策略的选择：一方面必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使其将财政收入优先用于发展经济。这种分权的制度化安排是现代政治的独特后果。首先，需要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来源，确保中央政府的主动权，税种和税率只能由中央政府确立，明确各税种的征收主体，逐步落实税收法定的现代政治原则。——对当前反民主理论的回答》，《中外法学》2007年第3期。

以分税制改革为例，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转变的节点，实际上重新塑造与整合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23] 地方政府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并且其在地方事务的自主权力构成了对于单一制国家结构的潜在冲击——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这种冲击还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这不仅与我国的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高度统一化的执政党结构有很大关系。  摘要:  中国宪法不仅将两个积极性条款作为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同时也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任务、单一制国家结构以及权力分工等规范，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确立了规则、界限和方法。

[13]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讨论兴起之时，关于地方模式的话语也悄然流行，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包括广东模式、重庆模式、苏南模式、浙江模式等。其三，纵向与横向的权力分工之于财政分权的关系。

  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为财政分权设立底限 对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讨论，无论如何也无法绕过宪法规范确立的单一制国家结构。财政分权与横向分权存在并立补正的关系。从宪法文本和规范的角度观察，两种分权体制存在两种互动形态：一方面，横向分权中的立法、司法与行政构成了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制约，使其保持在必要界限之内。[19] 有学者通过分析1953-1998年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认为在财政资金净流入地区和财政资金净流出地区之间存在着矛盾，对于财政转移支付也形成了不同的态度，并且通过地方政策来抵消或强化制度的影响。

[16]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认知前提是，政治体制保持不变、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上级人大不仅享有对于本级财政预算的审批权，同时也享有对其区域范围内各级财政预算的审批权。

在中国财政分权的实践中，分税制事实上强化了中央政府对于财政的汲取能力，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形成了对于地方政府的有效管控。[3]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权分配制度长期不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上来，宪法和法律不能对分税制度产生刚性制约作用，这不能不说与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根本要求相去甚远。

从一个侧面讲,分权过程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根据制度创新比较优势的不同进行的制度创新分工,中央政府分工进行那些更为基本层面的有关改革宏旨的制度创新,而地方政府分工进行那些更加具体的制度创新。而宪法变通的观点认为只要地方改革试验符合人权保障的原则，而且没有损害任何全国性利益，即便其合法性乃至合宪性存在疑问，地方试验仍应受到宽容。